品牌故事:一切从Being开始

说来也巧,4年前,在产品介绍文档都几乎为零的情况之下,Paul费尽唇舌和我讲解他的算法时,我听着很懵懂,却经过几次碰撞之后,我就提出Being(必因)为母品牌名称。

Paul大喜,夸我大才,实则,我只是说出了他想说的的话。可能是算法研究孤独的时间久了,极少人能说出其内心的洞见吧。一时间,Paul开心得像一个天真的小孩子,我能感受到,在微信那头,他在手足舞蹈。

我知道,母品牌名称就是它(Being)了。

当时,以我的知识结构,我是无法完全理解他的。但是,一点也不妨碍我从别的角度理解他到底想什么。

陆游有诗云:汝果欲为诗,工夫在诗外。我们都知道,二十一世纪学科之交叉早已是学术界的主流,比如,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交叉形成了当下极火的认知科学。

我知道,他看到一个领域的局限性,从而萌生了用别的学科来交叉解决问题之意。他提到的学科共有:经济学、金融学、复杂科学、政治学、哲学、数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含 AI)这七门学科,如果简并一下,就是经济学、政治学和计算机,而它们的基础是哲学和数学。

Paul所切入改造的是「德鲁克困境」。我们这可以这样理解,反对德鲁克的声音主要集中在量化的难度,即使德鲁克自己也认为有些组织因素,例如“创新”、“变革”,是极难量化的。因此我们认识到,量化的困难性不在于不可量化,而在于「易于量化的往往是不重要的,重要的通常难以量化」,前者诸如身高、年龄、上班打卡时间等;后者诸如战略、价值观、绩效等。并且随着时代向“知识与创新驱动”的演进,这一困难日益凸显。

从创业的角度说,解决一个普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困难,是一件有商业价值的事。

目前,这个领域太过文科,懂理科的人才又不懂文科,所以,这个领域的学术界这么些年也仅仅是在定性地改造模型,对定量却极少有建树,无论是学术界亦或工业界皆未有根本性突破。Paul通过其跨学科才能巧妙但扎实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我将看到Paul的惊人才华,我一点没有夸张,他是少见的通才。

实际上,这些年来,计算社会学在不断的发展,计算与社会的融合,自然就是理科与文科正在融合。我是想说,Paul并没有超越时代,而是用这个时代最前沿的文理及其交叉学科的成果开创了一代管理领域的新算法,我们称之为Being(必因)算法。

和Paul认识多年,知道他是一个跨学科的奇才,且文理通吃,实在少见。自从我对其算法认识越来越深之后,我将其微信名备注成了“奥本海默”。

对“奥本海默”陌生是自然的,但没有听说过原子弹的,只怕是没有了。“奥本海默”在原子弹制造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美国得以赶在德国之前发明原子弹,我们要知道,德国是最初发现核裂变的国家,具有大量的核物理专家,可直至二战结束德国人也没搞出原子弹来。

将理论变成产品需要的系统工程的,德国人速度很慢。美国人则不同,当时的负责人是格罗夫斯将军,一位懂工程的将军,他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他本身懂造原子弹,而是他会识人,他没有选择当时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们,而是选择了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它就是奥本海默,他最大的特点是,不仅精通物理学,对化学、金属学、武器和工程制造都有全面的了解。武器研究不同于通常的科研,如果没有这样广博的科学知识是办不到的,而奥本海默有着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同时,他还在一线现场指导、决策,而不是一直呆在办公室里。这样,不到三年的时间,美国就造出了原子弹,美国也是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才得以称霸全球。

Paul虽然研究的领域不是原子弹,但是做成一件开创性事业的内核是一样的,需要有跨学科的研究能力且需要亲临一线的务实精神,恰好,Paul同时兼备。也因为Paul的跨学科能力,使得我们不需要过多进行科研沟通,因为他一个人便能搞得定,这种能力实属罕见。

和Paul后来几次深度沟通之后,我会将Being的内涵慢慢地解剖并呈现给你,希望你能看到我们的真诚,真正踏实地为这个领域做一些事情的决心。

我会从Being命名本身开始,告诉你我们的产品研发思想及其工具形态。

既然是跨学科,下面,我自然会跨学科以将Being的内涵跨学科地呈现出来。

哲学作为万学之王,我们从它开始。

在哲学家眼中,我们的现象世界正如《黑客帝国》中的母体(Matrix),是幻象。而真正的的实在(本质),是肉眼看不见,眼见是为虚的,而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眼见为实,我们的感觉通道有太多的BUG,让我们无从看见实相。

如何表达「存在」呢?

在语言学,他们将无明确含义的系动词Being给扣出来,用来表明“存在”。

英文是拼音文字,它不像象形文字可以直接对应一个自然界的具象实物,每一个主语的含义必须由其后面的谓语才能形成,而BE这样的系动词正是用来辅助主语的动词,它不能单独用作谓语,其后必须跟表语(名词、形容词、某些副词、非谓词、介词短语、从句),构成系表结构说明主语的状况、性质、特征等情况。比如,My dream is to be a scientist.

所以,Be本身没有意义,这点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适合用来表达“存在”,有一种“无用而无处不用”的感觉,类似于中文所讲的「道」。

要知道,西方哲学语境之下的“存在论”,也称为“是(Being)论”。

而Being则是进行时态的系动词,它是一个虚词,Being则是「进行时态的虚词」很关键,它是「进行时」且「虚」的词,可以翻译为“是”、“成为”。

其用法非常复杂,有着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

它暗含哲学的“永远追问”(进行时)那个看不见的“存在”之意?

所以,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我们今日之科学发展,就在于对存在、对自然、对精神、对社会的不断追问,因为追问,我们才能更贴近本质。

要知道,幸福在英文中叫well-Being,幸福是一种好的进行中的状态,它不是静止的。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有一本书叫《Becoming A Human Being》,意思是“成为一个人”,

这里的“成为即Being”,它同样是一种状态,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人,其实就是如同罗杰斯所说的“To be yourself”,即:成为你自己。

不是做自己,也不是“认识你自己”,而是“成为你自己”。它非常类似于我们佛法中所讲的“本自具足”,你自己身上就拥有一切。

“成为”意味着身心合一。

而在计算机科学上,已经开始倡导一种叫“ubiquitous Computing(普适计算)”的计算,它的显著目标之一则是使得计算机设备可以感知周围的环境变化,从而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自动的基于用户需要或者设定的行为。

其实核心关键词是「同步」二字,即:云与端的实时同步。正如同,现在我们换一个手机,如果你的数据存储在云端,其实,换手机只是换了一个终端,内核还是原来的你,因为云端数据会瞬间同步过来。

我们的认知升级,也同样是如此,你只是改变你前端的做事技巧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后端的同步升级。

在神经科学中,这种「同步」,其实就是神经元瞬间连接。我们常常所说的灵感,其实就是我们突然在大量的数据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某种连接,这种连接其实就是同步。

Being,即是一种本源的存在,更是活下当下的一种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当下”这个词,并不如很多人理解的时间之「现在」,而是超越时空的状态,很多高手在每个领域都会形成自己的终极境界:比如,NBA一些篮球运动员在自己的表现极佳时,往往会说:篮筐,看起来就像大海一般广阔;漫画家蔡志忠则经常在画画到极致状态时,则会感动得跪下来,仿佛世界只有自己和宇宙……这些状态不是虚构的,而是每个领域做到精深处皆会有同样的感觉。

Being是与「存在」直接相连的,所以,Being是当下,也是存在本身。亦或,Being是过程,也是结果。

从而,Being是有生命的,当你在使用Valor的最佳状态可能是:你没有感觉自己在工作,而是Being yourself,你将自己过往对组织的认识,竟然可以如此清晰地被呈现出来。

我们想用一种恰当地方式,最大可能性地让一个个管理者可以释放本来的潜能,能充分且深入解决问题,将自己对本公司的员工的情况有更客观、真实的洞见与评价。

从而,无论是老板自己,还是管理者,都可以及时动态地调整,用Valor可以最大化地实现知行合一。

Being即是无,也是有。无,是在说,它表达的是“存在”的状态;有,则是说,它同时也是理性的,需要表达成软件工具这种载体才能为我们所用。

工具是理性的,但在使用工具的状态中,我们希望你是Being状态的。

明知人类永远无法全知全能,但我们总在追问(Being)本质(存在),而过程中,我们鼓励您以不断深入理解地方式去证伪原先的结论,找到更本质的答案。

如此,您就可以获得无与伦比的动态性(Being)洞见。

在母品牌Being之下,我们会陆续有一系列子产品,Valor将会是第一个重磅产品,它将帮助每一个管理者衡量那些重要但在Valor出现之前无法衡量的价值,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管理者的第二大脑,于是,原先无法洞察并测量的许多管理与创新洞见得以被看见、计算与推演。举个例子,“组织心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概念,若我们要测量一个组织心智的情况,在以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Valor中,我们会有许多不同角度的指标来衡量“组织心智”,这些指标会构成洞见“组织心智”的全新视角,以上只是一个例子,真实情况是,在Valor中可以挖掘出各类以往无法观察并测量的新指标,从而,它们构成了一门新的管理语言,而且,必须在AI的帮助下完成洞察,所以,我们才说,我们的愿景是“用信息技术创造一门新的管理语言”。

不止如此,Valor还能做到:让组织跟随环境快速变化而迭代;容纳各种不同的管理思想;让每个企业组织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本质的管理洞见”都可以得到涌现。

Valor将通过“复杂网络 * AI”来呈现:如果只是复杂网络本身的话,无非将“任务、人员、技能与资源”转化为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联系,以此形成企业组织的“数据基座”,一旦企业做出转化后,神奇的事情就会在Valor中发生:

  • 每一次组织的微小变化都可以及时在“数据基座”(这个“数据基座”如何实现,下文会单独说明)中同步,就回应上Valor的第一能:快速迭代。
  • 每一个管理者的不同管理思想,企业要裁员,裁员是要有思想支持的,比如,秉持着“未来主义者”与“过去主义者”思想的管理者思路会完全不一样,前者不会裁员新业务的团队,特别是核心员工,而后者是保守的,当下就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会毫不犹豫裁掉新业务。在Valor中,这两者完全相反的管理思想都可以得到一个量化的结论,究竟裁掉新业务后的损失是什么?就算不裁新业务但为了控制成本有哪些员工裁掉后没有太多损失?如果要将新业务团队全部载掉会给企业带来哪些损失……这里的量化指的是,可以将这些损失直接呈现为财务收入,而非某种感觉。
  • 走出唯一真理观的目的正是要擅于发现不同阶段的战略、组织、人才、机制的关键点,这是一种实践智慧而非理论智慧,或者说,它是一种“存在主义”。

重点解释第三点。我们可以想像,一个组织的数据基座建设且可以不停迭代后,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并非每时每刻都需要盯着它,而是,当我想要使用它时,它就能给我可靠的参考。 它的背后是一张平时看着“无”的“复杂网络”,当管理者在裁员时,更具体地讲,想知道哪些员工一定不能裁时,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是一种“有”,我们需要从“无的复杂网络”中生出“有的计算结果”。 用道家的话讲,它即是“无”,又是“有”,“有生于无”。

Valor即是“自由”的,又是“固化”的。用萨特的存在主义来理解:他认为“存在即虚无”且“我虚无故我自由”,所以,“前台的自由”的真正原因是“后台的虚无”,当“我”(这里可以是管理者)做出自由的选择(可以是裁员)后,“我”得知道怎样“裁员”才是利益最大化的,这才是“本质”。

所以,“存在(虚无)先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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